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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鸿于1951年作国画《九州无事乐耕耘》，当时正值郭沫若先生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归来，也正是朝鲜保卫战惨烈进行之际，我国的大批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中厮杀。悲鸿在画面的题字，表现了他对郭老的友谊，也可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和平的渴望。画面刻画了解放后的新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老农的牛拖的是新式的双铧犁，农妇和儿子都神情愉快，衣着整齐，春天的柳条轻轻随风飘舞，表现了新中国农民的欢快和安宁。悲鸿在画面题字：“沫若先生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兹届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归来特写，欧阳文淑诗意赠之，和固所愿，但农夫农妇皆为英勇战士也，1951春悲鸿”。悲鸿画好后便立刻送给了郭老。郭老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便一直将它挂在家里。郭老去世多年后，家属仍珍藏着。直到1996年中国嘉德拍卖推出新中国美术专场，这件作品才流入民间收藏。

    悲鸿与郭老相识于1925年，悲鸿携油画数十幅参加田汉在上海举行的“消寒会”展览，而与郭老相见于会场，有恨晚之感。展后悲鸿仍回巴黎继续未完的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老和悲鸿都迁居重庆，时相往来。

    抗日战争后期，1945年，郭老有感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自撰《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成立有共产党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呼吁取消特务组织，给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并亲自送至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请悲鸿览。当时悲鸿正患高血压未愈。郭老带来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带回的小米和红枣，并代周恩来同志问候悲鸿。悲鸿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在阅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后，便立刻表示赞成，悲鸿和我都立刻在这份《进言》上签了名。我们还挽留郭老在美术学院吃了便饭。我买了一瓶泸州大曲陪郭老喝酒。记得当时没有酒杯，便用茶杯盛酒，因为高兴，我也喝了很多。我从来不喝酒的，只是因为兴奋，就喝了很多。郭老当即赋诗“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刃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这说明郭老当时就明白这份宣言将产生多么大的震撼和危险！事实果然如此，宣言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蒋介石的大怒，把主管文艺的特务头目张道藩找去大骂，张道藩就逼迫一些人撤回签名和登报否认。悲鸿也遇到了同样的威胁，如果不登报否认将不保身家性命，但悲鸿很坚决地抵制了。当时有一位费巩教授签名后便在朝天门码头被捕，随即便被杀害（抛入硝酸池内活活烧死）。现在回忆起那时的情况，真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使郭老放心，悲鸿让我进城去告诉郭老，说我们不论任何情况都不会动摇，请他放心。郭老和夫人于立群同志热情地挽留我在他们家吃了午饭，饭后我便赶紧回磐溪，由于是远郊，我到磐溪时已暮色苍茫了。但此后我们与郭老的友谊更深了。

    我和悲鸿1946年在重庆结婚时郭老是证婚人，他还作了一首诗，并亲自书写在一张红色金箔的纸上，裱好送给我们。其诗如下：“嘉陵江水碧于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落款是郭沫若于立群贺，给我们的新婚增加了很多欢乐和光彩。

    解放后，郭老和悲鸿都来到了北京，往来就更多了。于立群夫人曾亲手给我的小女儿芳芳缝制了一条花色和式样都很美丽的连衣裙。1949年，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召开，郭老是团长，悲鸿和许多文艺界的人物都出席了。归来后，周总理亲自在北京饭店欢宴全体代表，我也应邀出席，那种欢乐的气氛，使我终身难忘。

    悲鸿不幸于1953年脑溢血逝世，周总理亲自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郭老亲笔书写了“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匾和八宝山悲鸿的墓碑。悲鸿去世后，郭老和立群夫人还经常到徐悲鸿纪念馆来看望我和小儿女。当我请他们写字时，他们从未拒绝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们仍互相来往。我在“文革”中被作为“反动权威”遭红卫兵毒打，几次昏迷，后经急救站抢救，才侥幸活下来。而郭老也受到冲击，并失去了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每次见到立群，她都会因谈到失去的儿子而泪流满面。听说郭老晚年曾亲自工整地抄录他那可爱的儿子留下的日记，正襟危坐，一笔不苟，可以想见郭老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往来也渐渐少了。

    岁月如流，它带走了太多的欢乐。悲鸿、郭老和夫人都早已长眠地下，只有我活到现在，亲眼看到了国家的富强，感受到晚年的幸福。回顾往事，仍不免泫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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