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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名作，问世以来，爱画者都希望能一睹真容。此画后来流落到宜兴一个吴姓人手里，吴某对此画爱若性命，临死前起了歹心，非要亲眼看着把画烧了殉葬不可。吴的子侄从火盆里把已经烧断成两截的画偷了出来，小的一截就是《剩山图》，大的那截如今还在台湾。

    唐太宗也爱书画，野史上，他先是指使人施计策，从和尚手里偷来了《兰亭序》——这个段子叫“太宗智取兰亭序”，意思是没有通过豪夺把文物收归“国有”，就算风雅了；临到他快“崩”了时，又下诏要搂着字帖往棺材里一躺，绝了后人观赏的念想。这位千年一帝性格中的流氓成分，倒不在玄武门之变，而是在这两件小事上。李隆基爱听一位歌手唱歌，却没有选入教坊，因为如此一来，民间就听不到了，仅从艺术品德修养上，就比他的先祖高出许多，不愧是梨园行的祖师爷。

    艺术杰作的诞生概率，往往是连作者本人都不能控制的。迷恋并不能成为非分地占有甚至毁损的权力。老舍在抗战时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恋》，讲一个人舍不得所藏的字画被日本人没收，而不得已同意做了汉奸，末一句话说：“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迷恋什么艺术或器物，同时又能做到洒脱地拿得起、放得下，心里要有个绚丽丰富的世界，不需要死把着几件珍宝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沈从文当作家时，爱收集和研究古物，随手购得，随手就送人，没有“价值”的概念。这点消遣也救了他。名士张伯驹，曾用四万大洋买下了《平复帖》，为了不使国宝流落海外，又卖掉自家的大宅院换回《游春图》。1955年，他一举将八件国宝全部捐了出来。

    而他们的命运如何呢？黄永玉记道：在莫斯科餐厅偶遇张伯驹，坐在一张狭小的桌前，小心地把汤舔光，用一块毛巾把面包黄油包裹起来，带回去给夫人潘素。彼时，张伯驹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他虽然早已宠辱不惊，但是与他相关的许多事情都在那年月里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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