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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缘、敦煌缘、富贵缘、艺术缘，生前风光沐浴，死后金鼎罩身，他被称为“黑猿转世”，是中国画坛的奇才。

　  1000万台币一面墙，张大千金字招牌惹的祸

　  位于台北故宫旁的摩耶精舍是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最后住所，而这里也是张大千长眠之处。然而生前风光的张大千，死后连住所中刻有张大千题字的一道墙，都成了邻居觊觎的宝物，起因是摩耶精舍的这面墙，侵占了邻居的土地约13坪（将近40平方米），摩耶精舍在张大千过世之后，就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邻居就直接和故宫博物院打官司，经过法院判决，故宫博物院必须付出5年的租金作为侵占土地的后果。

　  与其说“张大千侵占民宅”，还不如说张大千这块招牌太闪亮所惹的祸。按理来说，侵占他人土地，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侵占的墙面打掉再往内移即可；只是这道墙刻有张大千的题字，就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迹。邻居深知，故宫为了力保张大千的遗作，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逮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块顶多价值360 万新台币的土地，有了张大千的“黄袍加身”，邻居要价1000万台币，在双方对价格没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最后只好走上诉讼一途。

　  摩耶精舍的一面墙，极可能遭到搬迁的命运，让台湾的张大千收藏迷掀起了收藏的热潮，其中表示高度兴趣的就是，全球前三大笔记型计算机制造商———广达计算机董事长林百里。林百里在收藏界爱画成痴众所皆知，不但收集了张大千大部分的仕女图，以及张大千各时期的作品，还收集了大陆画家石白齐等名家画作。

　  为了展示这些名家作品，林百里在位于台北近郊的工厂，特别设置了一个画廊———“广雅轩”。为了掌握拍卖场有关张大千画作拍卖的最新讯息，并鉴定张大千画作的真伪，林百里还聘请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担任广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在张大千生前，他时常到摩耶精舍走访。秦孝仪说，张大千的作画习惯是和三五好友，边谈天边创作，所以张大千的笔触他相当熟悉。据了解，张大千将156幅图和摩耶精舍所有财产全数捐给故宫，两人的交情是主要原因。

　  当故宫没有张大千展时，在台湾能看到最多的张大千画作的地方就是广雅轩，不过想进入广雅轩可不是那么容易，只有广达企业的座上宾，才有机会目睹张大千的画作。秦孝仪说，林百里很多大客户都是在这种充满中国古意的气氛中，谈成大笔大笔的交易。林百里曾对媒体表示，这些“美女”虽然个个都有上千万新台币的身价，不过养她们既不会对老婆产生威胁，而且还是一次买断，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目前在广雅轩的张大千画作，已经超过上百幅，收藏量直逼台北故宫。

　  研究张大千将近十几年的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傅申表示，张大千一生的画作超过3万幅，即使多产，张大千画作还是收藏家的最爱；有人把张大千的画比喻为画界的龙头股，在拍卖场只要一出场，举牌喊价绝对是此起彼落。傅申认为，张大千的画之所以能在生前大卖，死后仍继续飙涨，这和张大千充满传奇的一生有莫大的关系。两位女人开启他的艺术大门

　  张大千，本名张权，出身四川内江的望族，家里10兄弟，仅有一个姊姊，张大千排行老八。幼年时期，家境优裕，提供了张大千肥沃的习画土壤，从6岁起，母亲和姊姊琼枝就教他作画。张大千曾说：“这两位女人可以说开启了我的艺术大门。”15岁不到，张大千就常和文艺界人士高谈他对绘画和书法的观察，展现出不凡的天赋。“不过张大千从不以绘画天才自居，生前他常对我们说，七分人事三分天。”张大千在台湾惟一的嫡传弟子——台北师大教授孙云生说：“大师不断告诉我，勤劳是绘画的绝对条件。绘画首重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到写意。”

　  张大千重视写生，一生中游历了将近50个国家，无处不画，曾经在印度、阿根廷、巴西、英国、美国等国家住一段不短的时间，使得张大千的创作融入了中西方的山川峻阔，更让每幅画作的背后，多了大时代的流浪感。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张大千需要的不仅是体力，还有那股对艺术的执着与毅力。

　  出身四川的张大千，深知画家不想穷苦潦倒一生，就必得到十里洋场打天下，只有丰衣足食，画家才有发展的空间。张大千20岁到上海打天下，24岁崭露头角，而他闯出名号的竟是“仿古画”。所仿摹名作几可乱真，尤其仿石涛的画作更是一绝。当时上海画坛还有人以“石涛再生”来称当时还不是很有名气的张大千。张大千仿古画骗了不少收藏家、鉴赏家，也让他赚进白花花的银子。

　  张大千还收藏历代名师古画，年轻时就懂得“以画养画”的生财之道。台湾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傅申说，张大千习画的对象不拘泥于清朝石涛，上溯唐、宋、元、明，纵横百家，恣意临摹，纵贯千年，融会贯通。张大千曾经向他的友人表示，这些名人古画就是他的老师，收藏历代名师古画是把这些穿越时空的名师请回家中。

　张大千将仿古画的功力用到极致，就是远赴敦煌石窟，临摹古壁画，这项巨大工程奠定了张大千的大师地位，也开启了世人对敦煌的研究之路。

　  1941年，战事让昔日繁华的上海色变，张大千返回四川老家，隐居青城山。张大千深知乱世中，是他沉潜学习的好时机，于是带着二夫人黄凝素和三夫人杨宛君，以及孩子和学生，经过3个月的长途跋涉到敦煌莫高窟，一呆就是两年半，共完成276幅画作。为了发现早期壁画，张大千拨开了壁画的外壁，发现隐藏在底层的早期壁画。不过当时有人认为，张大千临摹壁画的行径，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利，不惜破坏千年古迹。这项传言，曾困扰张大千多年。

　  当记者询问傅申有关张大千这种两极化的评价时，傅申说，据他多年研究发现，张大千第一次被传出到“敦煌盗宝”的负面消息，其实是得罪了当地的一名小行政官员。在敦煌，张大千在白天除了要和工人研究挖掘石窟的方式，还要和学生共同临摹壁画，到了晚上还得应付一些应酬画，生活既繁忙又艰苦。当时向张大千求画的人甚多，为人爽朗的张大千几乎是来者不拒，慷慨待人。

　  4个老婆与一段苦恋

　  在张大千的字画上经常看到“大千居士”的落款，其由来，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张大千20岁那年，从日本学习染织返回上海，不久即到松江禅寺为僧，寺内主持逸琳法师赐名“大千”，从此以大千居士名号行世。张大千曾经向秦孝仪表示，当时遁入空门的真正原因是，自幼和他感情相当好的表姊谢舜华、也是他的未婚妻突然病逝，而当时他回到上海为了坚持绘画的道路，必须放弃日本所学，彷徨苦闷之际，选择了逃避。秦孝仪转述，在多次聚会中，曾经拿这段历史揶揄张大千，说张大千如果当和尚，肯定是个花和尚，因为张大千这辈子的风流韵事，真是多不胜数。

　  张大千共娶了4个老婆，原配曾庆琴、二夫人黄凝素、三夫人杨宛君、四夫人徐雯波。20岁短暂出家3个月后，张大千在家人的安排下和曾庆琴结婚，而当时他就已经有了偏房黄凝素。爱听戏的张大千在35岁那年遇上了唱京剧的三老婆杨宛君。据传，杨宛君的手指头特别好看，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都是杨宛君的玉手。48岁时张大千遇上18岁的徐雯波。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心瑞的同班同学，经常到张家观看张大千的画作，兴起了拜师的念头，没想到拜师不成，最后成了枕边人。据张大千向友人转述，如果让徐雯波拜了师，他就无法娶得美娇娘。1950年后，徐雯波就一直是跟随着张大千，她是所有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名。

　  张大千最令友人津津乐道的是，抗战隐居在青城山期间，曾经让3位老婆共处一个屋檐下，还能相安无事。秦孝仪说：“对于女人，张大千真有一套！而且张大千看似其貌不扬，每位老婆都是如花似玉！看张大千的仕女图不难发现，有不少美女画的是徐雯波，而另一位经常出现在仕女图的女子，则是中国画坛才女李秋君，而她则是张大千一生中最怀念的女人。”

　  张家和宁波望族李家是世交，张大千22岁从四川到上海发展时，认识了李家的三小姐李秋君，当时李家二伯父原本要将秋君许配给张大千，怎奈张大千已有妻小；秋君是名门闺秀，岂可列为偏房。张大千年老时曾向友人表示，当年他遇到秋君，只能用“恨不相逢未娶时”来形容这段刻苦铭心的恋情。为了表达对秋君的敬意，张大千还将两名子女心瑞、心沛过继在秋君的名下，秋君也因此而终身未嫁。

　  根据《张大千的世界》一书记载，秋君擅长书法，在大千的画作上，常有秋君为他题签。张大千《九歌图》长卷的最后三折，《河泊》、《山鬼》及《国殇》的原辞，就是李秋君用楷书抄录的。而两人的亲密关系，从张大千一到上海就必定住进李府，就可看出。张大千在上海期间的画室“大风堂”，就设在李秋君的画阁“瓯香馆”里，两人除了没有肌肤之亲，私底下和夫妻没两样；秋君甚至还可代张大千收门生，接受叩头大礼；两人生前甚至还相互写了墓碑，希望死后同穴合葬。风流的张大千，也有柏拉图式的恋情，让他的爱情史多了浪漫的情愫。

　  张大千离开大陆后，经常向友人询问有关秋君的消息。1972年，张大千在香港举办画展，全权委托秋君的弟弟安排，在揭幕式中，张大千才知道这位和他情逾金石的秋君已在1971病逝上海。秦孝仪说，当时张大千在悲痛之余，精神恍惚，久久难言；为了哀悼秋君，张大千亲笔写了长达8页的信札，自称“将以心丧报吾秋君也……”由此可看出两人坚定的爱情。

　  除了和秋君的这段苦恋之外，张大千还有韩国和日本的两段异国恋情。当然这些恋情都是在四位夫人的允诺下进行，而这两位异国恋人都转化成张大千笔下的美女。秦孝仪笑说，张大千有黑猿转世之说，他体内对爱情的渴望和需求，比一般人来得旺盛。而他人生中一段段曲折的爱情故事，更为他的仕女图带来丰富的故事题材。

　翻开中国画坛的名画家，大都是生前默默无闻，毕生过着清苦寒酸的日子，死后能声名大噪庇荫子孙，也是难能可贵；然而张大千不但生前过得风光，死后还能金鼎罩身，在中国画坛里，绝对是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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