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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物画以其特有的艺术面貌，辉耀华芳。至近代，徐悲鸿将西方的素描体系引入并运用到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来，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空间和创作手段，乃是中国人物画发展中的一大变革与贡献。

    然而，东西方文化在精神内涵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在绘画上则是：中国画讲究精神性，而西画更为讲究科学性。早年便有人总结了现代中国画的特点：“第一不拒绝影响，但不洋化；第二以现代人生为准则，不拟古；第三返自然，重独创。”这表达了中国画对传统的传承态度，也昭示出现代国画的内涵，更反映了中国画对外来艺术的态度——技法可以更新，精神仍需坚持、挖掘传统绘画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画创作更应该坚持气韵生动、含蓄幽远、宁静飘逸的情趣。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忽视与偏见，造成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徘徊，人们在学习西方热潮中，呈现出一种偏激的心态，中西结合的思想导致中国人物画过分追求“形式”，出现了以西方绘画之“术”改变中国画之“源”的倾向。

    中国画是传统文化、哲学、美学与历史积淀的产物。两千多年来，中国画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形成了自身独立的艺术体系与艺术魅力。具体到人物画创作中，艺术创作者应该要善于把其中富于生命的东西提取出来，在保有本民族的美学习惯和艺术理念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中可以借鉴的元素，活学活用。

    今天的中国人物画较历史时期比较，题材上仍显得单调与保守，形式主义作品居多，缺乏生活体验，虽然主题大、作品大，但作品所透露出的精神性却显得空洞。我们身处于各种现代的艺术浪潮中，但是我们对自身要有所保留，不能丧失自身的特质。研究、挖掘、扩大、丰富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是国画家努力的方向。中国画向现代转型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坚持民族性与国际性对接，进而创造出能够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的东方艺术形态的作品。

    20 世纪是一个变革的世纪。这种变革对中国画产生了深刻而且深远的影响，决定了中国画今天的面貌和格局。“变革”是中国画发展中一贯的思路，时代变了，中国画的内容与形式也会紧随时代变化。中国古代画论也是强调“变”的，历史上成功的画家都是“敢变”的，而“变”的目的是“更新、更美”，这种“新”的目的就是 “中国画的时代化”，使中国画具有时代感的同时且符合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审美需求。

    徐悲鸿的画论中有“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这就是要求创作者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看待中国画的传统，取精华而弃糟粕。中国画具体的表现手段，曾经一度制约了中国画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画的点、线、色、墨等元素，从造型功能转向了“抽象”审美意味，并使其形式规范日益严密，结果变成了“僵硬的抽象形式”，这样画家便放弃了在绘画观念的开拓，而用千篇一律的技艺去追求“意、境”，与此相应的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画的发展。所以，中国画论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指导绘画实践，也应不断创新，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舍弃一些保守的认识，强调中国画的现代绘画观念。中国画绘画观念的改变，是中国画改革更新的前提，只有进行绘画观念的更新才能使中国画走出历史的循环进而走向现代化。

    一位有担当的当代中国画家，在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同时，也需要研究西方的古典与现代的杰作，必须兼收并蓄融会古今，更重要的是生于当代的我们，要时刻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的生活。我们所处的情境和视野在不断地变化，而传承与创新的观念如何同步，如何以现代绘画特有的构成形式，去实现新的创作面貌，如何用现代人的审美，用传统笔墨技法去表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着力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当代中国画家应更多地参与社会，更多地表现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人物画需要开拓创新，也需要传承和固守，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当然，人物画的传承是超越风格之上，更能体现流变规律的本质传承，这里饱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性和对现代文化的敏感性。

    当今是中国古代绘画传统发扬和继承的时代，加之西方绘画的进入，如何把握中西的交融而又不失中国绘画的本质是最重要的。中国人物画应该在继承和发展上求得共识。正所谓继承应该是在中国的人文精神上，中国的民族精神上，中国绘画艺术的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理念、思维、画理研究基础上，去鉴别民族艺术的优劣，得其真谛，才能做到中国民族艺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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