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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的动力来自何方?开放时代需要开放的收藏观：最高境界是为守护人类文明物证推动文化而收藏，其次是审美境界，讲究个人娱乐和修身养性，第三也要充分肯定投资的动力，但唯有投资而无文化，必然也走不远。

    我认为开放时代的收藏观要用开放的眼光看。前两年，我在筹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时，时常遇到收藏家这个特殊群体提出的“人以群分”的特殊要求，有人强调中途把藏品卖掉的人不算收藏家;又说有经商行为的人不算纯正的藏家。

    其实，这些收藏家的收藏理念还是比较老派，我提倡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收藏。

    目前的收藏必然是文化性和投资性的高度融合，只讲收藏不讲投资的人以后会很少，也很难生存;只讲投资不讲文化的，也走不远。今后的概念是收藏投资家，或叫投资收藏家，对投资要素的引进必须给予正视和重视。

    为什么这么看?

    第一，现代收藏的成本加大了。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朵云轩店堂里，150元可以买到齐白石的作品，250元可以买到张大千很好的创作。但当时很多老员工的工资是48元，我这样的新员工只有二、三十元，当我攒到150元时，首先是购买解决交通的“永久”牌自行车。当时100万可以做大收藏家，但在今天1000万也未必能做大收藏家。现在已经到了“以他业养收藏，以藏品养藏品”的时代了。香港有一个大收藏家，当年以近百万元买了徐悲鸿的精品佳作《放下你的鞭子》，前些年拍出时卖到7000多万港币。他是很大的收藏家，但可能要换别的藏品了，需要更多资金周转，这就是用藏品养藏品。藏而不露、藏而不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二，艺术品成了私家理财的理想工具。

    拍卖行的出现，它的“三公开”的交易原则，电话委托、网络竞拍方式，使得现在的艺术投资极为方便。美国相关机构统计，房地产年投资回报率是4.5%，股票回报率是17%，而艺术品是24%。

    举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为例，1993年首次拍出143万元，由台湾蔡先生拍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他的资金紧张，加了一点钱卖给另一位台湾收藏家，七、八年前，又出现在上海某拍卖会上，以500万元成交卖出;2009年秋天衡拍卖会上，《晚山看云图》又出现了，看了图录，当年参与朵云轩首场拍卖的很多人都去了，拍卖行估价600万，我说会超1000万的。后来拍卖落槌价1700万，加佣金近2000万。这种例子很多。

    第三，收藏的文化性转变了。

    古代到近代的收藏没有投资这个概念。收藏那些画是用来审美、借鉴、临摹的，所以，历史上很多大收藏家都是大艺术家。现在情况变了，要临摹可用画册、电脑资料，用原作太奢侈了。现在建立私人美术馆的越来越多，文化性也随之转移。如浙江孙海方的越窑瓷博物馆，北京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上海的刘益谦夫妇已在浦东购地造美术馆，珍藏和展览自己的藏品。这就“变藏为展”，变一人独享为社会共享了。建立私人美术馆也是海外收藏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以前全部是国办的，海外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却是私人或者民间所创的。

    第四，收藏的时空观念变化了。

    就空间来讲，以前都是上海人在上海收藏藏品，现在任何人只要有实力都可以在全世界收。世界各地的人可以“涌”到同一个拍卖现场，有电话有网络，即时的拍卖完全可以做到;另外，古代的收藏观念是“子子孙孙永宝之”，但是今天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了，四代同堂、五代同堂极为鲜见，我认为“子子孙孙永宝之” 可能性就更不大了。藏品的流转，可以“独乐乐不如众人乐”，“不在终身拥有，而在曾经拥有”。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拥有相当数量的藏品并且有一定的鉴赏乃至研究水平的人就可以定位为收藏家。

    归纳起来，收藏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把藏品捐给国家，让社会共享或通过收藏推动文化的研究和展示，乃高风亮节;第二等是审美境界，个人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第三个层次是允许有投资的要素，假如只收不卖，收藏无法循环。

    收藏家是人类文明物证的守护神，他们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为民族做贡献。收藏家张伯驹为了把第一本法书《平复帖》留在中国，当年花了4万块大洋，变卖夫人嫁妆、家中房产，解放以后捐给了国家。他的举动让人敬仰。上海博物馆90%的藏品是私人捐赠，这些捐赠者令人佩服。

    这次世博会中国馆中的《清明上河图》，也有私人收藏的功劳，让后人见证了中华文明。此画为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画匠张择端于1106年所作，至今有904年，其中190年是存在国家博物馆，其余710年都由私人保管。它所描绘的当年汴梁繁华的商业景象，为今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蓝本。因此，民间收藏为国家的文物保护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今时代的收藏来自综合的动力。既有资本增长的欲望，也有审美的需求，更有为国家保存文明文化的责任，并非一个孤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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